中国闹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闹饥荒的原因是因为干旱。
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
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需知: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归纳,在1949-1990年的长时期内,“全国受旱面积超过2000万hm的有23年,成灾面积超过1000万hm的重旱年有12年,成灾面积超过1500万hm的大旱年有5年,按成灾面积大小,依次为。
1961年、1978年、1960年、1988年和1989年……受旱率超过15%和成灾率超过5%的有15年,包括1972年、1976年及1959-1961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1989年等3个连续年段。
受旱率超过20%和成灾率超过10%的有6年,分别是1960年、1961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89年。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是怎么解决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在人们心中,吃饱穿暖是评价一个政权的最好标准。在古代,因为农业问题而亡国的政权数不胜数。例如西汉,例如明朝,都是饥荒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精明党的讨论之中,产生了一种极其有趣的说法:如果大力推广土豆等作物,说不定能够避免覆灭的结局。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毕竟土豆具备耐寒耐旱,生存能力强,适合大规模推广的优点,如果真能够广泛种植,说不定真的能够解决饥荒。
但是,这种说法的人没有注意到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说白了,明朝的灭亡在当时是必然的,它不是单一元素所造成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应该是积重难返。
止不住的党争
明末的气候极其糟糕,连年旱涝不定。根据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杭、嘉、湖三府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八月雨如注,狂风交作,经数日夜不息”,“天启四年,镇江六月初五日大寒冷,夜微雪,十一月初八日,大暑,人裸体三日。”
在这种气候下,传统的农业经验压根就无法保证耕种的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官员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例如徐光启,他曾亲自开垦过试验田耕种番薯等作物。在取得成效后,徐光启上疏建议过中枢推广这些作物,但直至明亡都没能等来中枢的反应。
那彼时的明朝中枢在干嘛呢?答案很明显,在党争。党争一词,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明末政治。崇祯时期的党争没有天启年间那么有名,但其内耗力度绝对不弱于天启党争。在结束了同阉党的作战后,东林党又陷入了同浙党的党争。
在这场争斗中,东林党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权利。在这场斗争中,帝师温体仁背靠崇祯,稳稳压制住东林党势力,最终崇祯一朝,他们也只能利用舆论权不断造势,却没有一点办法掌握实际的权力。
那么崇祯知道下面的臣子这样吗?
很明显,他是知道的。崇祯不是天启这样完全的奇葩,他对底下人的举止一清二楚。他热爱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底下人闹得越厉害,他的权力也就越稳固。
这是崇祯的性格所决定的。他性格刚愎自用、疑神疑鬼,从诛杀袁崇焕一事中,更可以看到他的急功近利。
在现在很多人的口中,崇祯简直就是天降神君,只是时势太烂,无力回天。如果崇祯真是个好的君主,他又怎么会在解决饥荒一事上一无所为呢?他虽然勤政,但是全都用在与民夺利以及与士夺权上面了。
因此,彼时的明朝中枢大多是一群自私的聪明人,是一群虫子。一群虫子聚在一起,怎么能治理国家?让他们注意到地方的苦难无疑是天方夜谭,更别说能有所作为了。
乐子人皇帝
除了中枢党争之外,皇权专制也成为了明亡的重要因素。从嘉靖开始,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特性:对国事没有想法,对利用国事奢侈一把的想法大大的有。他们与其说是成熟的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群乐子人。
这群乐子人深居皇宫,最爱的事情就是专营自己的爱好,同时与民争利。他们破坏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同时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为了营建寝陵,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民众开采巨木,破坏了自然体系。
当自然体系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之后,底层的民众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是变成难民。
在当地政府无力,中枢无所作为,皇权热衷与民夺利之下,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放弃世代耕种的土地,被迫成为流民。
说到地方无力,那就得说起另一个问题了:官吏腐败。
治不完的贪腐
明朝是一个典型的重典治国的朝代,官吏俸禄极低。按照朱元璋的逻辑,这些钱够他们平时生活就够了,反正房子国家管,每年赐些财物,让他们偶尔可以享受下生活。老朱我都做到这种份上了,还要干什么呢?
但这只是朱元璋的理想。在实际情况中,整个明朝300年除了海瑞之外,每一个官员都会或多或少弄点灰色收入。
于是,明朝的吏治就这样在众人一次又一次地违规中偏离了原有的方向。同时,由于明朝的“座师”风俗,京官退休回到地方后,一般会和地方官员达成共识为家族牟利。
例如明末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他在京为官多年,还是太子讲官。在回到地方后,他勾结松江地方官疯狂掠夺民财。
在地方官勾结京官、士绅的情况下,民众不断失去土地,从自耕农变成没有人身自由的佃农。当士绅阶级逐渐形成气候,其效果也与汉末豪强土地兼并别无二样。
于是,人间惨剧在明末反复上演:民众哭穷困,政府窘迫,皇帝一遍又一遍从小金库中拿钱却又无济于事。
1962饥荒有有好转吗
1962饥荒有好转。上世纪闹饥荒是从1959年开始。解放后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是50年代末期。1959年,我国的北方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而南方地区却遭遇了罕见的洪灾,1959年末至1960年初,我国东北地区又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冰冻灾害,这些连续的灾害使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难的境地。1961年,中央岀台八字方针:调整,稳定,巩固,提高。大饥荒逐步解除,1962饥荒有好转。
闹饥荒的年代是哪个年代?
闹饥荒的年代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三年久旱、赤地千里、稀见炊烟、遍地饥号,也因此造成那个年代的人寿命的不太长,就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都饿得面黄肌瘦。
简介
先期定义与世纪划分方法相同,即每个世纪每十年为一段,第几个十年即为第几个十年代,首年为年代之首。此种并无一十年代和十十年代,而以世纪初和世纪末表示,比如1901~1910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1981~1990是20世纪第九个十年,1991~2000是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
位数对齐的80s、90s这种方式,即将相同位数年代,1980~1989定为20世纪80年代,1990~1999定为20世纪90年代。
以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是怎么解决饥荒问题的?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痛点,三年久旱,赤地千里,稀见炊烟,遍地饥号。
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1952),取消了土地的私有化,实行农民集体生产,且生产出的粮食由公社存储,并于每年的11月按规定的比例上缴中央政府。剩下的粮食用来做大锅饭养活农民,农民也不再享有生产报酬 。由于整个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环节全部受中央政府控制,且农民迁移受到限制,只能依赖自己所在的生产地区剩下的粮食获得生存,然而1959-1960年间很多地区的粮食生产总量大幅下滑,再加上中央的粮食采购比例并没有及时做出调整,使得采购后,各个地区上剩下的粮食难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引发了严重的饥荒,约有1650至4500万农村人口死于这场浩劫。面对这场袭来已久的灾难,中央政府并未及时应对,直到1960年的夏天,中央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将大量城市劳动力移至农村(上山下乡)来填补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缺失,挽救农村的生产;输送大量的粮食到农村;政府采购的水平大幅下调等,最终遏制了饥荒。
冯小刚呕心沥血却无人问津的电影《一九四二》,只因现实更加惨痛
1942 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中苏美英等国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郭沫若创作 历史 剧《屈原》,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出生,中国女作家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
也是同一年,身处抗战前线的河南发生举世震惊的大饥荒,上千万人流离失所,近300万人被饿死。
这一件极其悲惨的重大 历史 事件至今在中国的史书上鲜有记载,今人对其真相知之甚微。
最后知名作家刘震云为重温这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 历史 ,走访灾难的幸存者,最终写了一本名为《温故一九四二》的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
导演冯小刚看了后深有感触: “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
后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原著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了一部叙述 历史 性质的电影,叫做 《一九四二》 ,并重金邀请李雪健、张国立、陈道明等加盟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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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讲述了老东家在河南大闹旱灾之时到陕西躲灾,可未到目的地就以沦落为难民后,他亲眼见证儿子,儿媳,老伴,相继惨死,而政府的腐朽统治及日本人的入侵更是让这场灾难雪上加霜,最后只剩东家一人,在回河南的路上领养了同样遭遇失去家人的小女孩的故事。
电影反映生活,可生活有时会比电影更残酷。这些是搬上了荧幕的故事,那些 “易子而食”“卖儿弃女”“野狗吃尸体”“千里无人,饿俘山野” 的景象,又岂是短短两个小时就能描述得出来呢?
其实从1941年秋季开始,河南开始出现旱情,很多地方已经有绝收现象,农民们开始刮树皮,挖树根当作食物,到了1942年秋季,持续了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树皮、树根已经基本被挖光,灾民们开始大量死亡。照片上是当时陷入饥饿荒的河南灾民,所有人都蓬头垢面,等待着政府的救济。
当时的政府虽然采取了救灾行动,但既没有计划,也不尽力,各地都在互相观望,推卸责任,隐瞒灾情。
战乱加上饥荒,有一些妇女为了能够让自己的父母以及孩子活命,主动把自己卖给人贩子,换取一些粮食或者一点微薄的钱财。
1943年春,河南地区仍然干旱,很多灾民为了活命,选择全家一起外逃,灾情最严重的村子基本都是十室九空,成千上万人涌向了陕西,逃荒路上饿死的、从火车上失足掉下来摔死的、轧死的人数无法统计。 目前公认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是300万,但真实的具体数字已经永远成为了迷。
在电影里,为呈现出一个真实时代,以张国立为代表的这支逃难者主创演员不仅在开拍的半年前就开始练习河南方言。还在拍摄期间集体减肥,真正体验长期饥饿的感觉。张国立说, 真正到了那种饥饿浑身无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物的台词很多都是多余的。
时隔78年,当年大饥荒的亲历者,大多已经辞世,即使活着的,至少也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河南《巩县县志》中关于此事,只有短短一句 “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
当我们觉得电影氛围太过沉重的时候,要知道这些血淋淋的画面在过去 历史 的某一个时刻真真切切的发生着。
影片一开始,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影片中大部分篇幅在拍摄逃难的过程,逃荒路上,一面是天灾,一面是战乱,四处是被炸断的残肢断臂,哀嚎遍野,民不聊生。
而这一过程,导演多用暗色调来表现,象征着底层人民暗无天地的生活, 且画面绝大部分面积为干旱的土地,极小部分面积为天空,这一画面给人压抑的感觉,暗示着政府的压迫式统治。
同时导演多次运用特写镜头来体现难民的惨状,如特写一群野狗啃噬逃难路上去世难民的尸体,给人极大的心灵冲击。同时又多次使用远景镜头来表现难民数量之多,又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
影片中灾民逃荒的破衣烂衫、食不果腹和政府官员的丰衣足食、安稳无忧有着很鲜明的对比。
一开始片中提到 “蒋委员长因为河南饥荒特地减少了两个菜,以表对救灾的支持。” 这句话暗示了后面人民的背离的结局。在拍摄这一内容时,导演又巧妙的 采用以黄色为主的暖色调,来突出统治者安逸的生活。
一、地主范殿元(张国立饰)
范殿元原本是河南的一个地主,儿女双全,家境殷实。因为饥民“吃大户”,他的儿子在饥民和村民的混战中被打死。为保家人平安,在饥荒来临的时候,老东家赶着马车,带着他的妻子,拉着粮食加入了逃荒的队伍当中。
在逃荒途中,他的儿媳生下孙子后不久就体力不支,饿死了。电影中有很揪心的一幕是,在儿媳饿死后,她的婆婆就赶紧抱着刚出生没几天的孙子扒开她的衣服,说趁着身体还热喝几口奶,但是她死去的儿媳早已没有奶水。
后来他的妻子也饿死了,他的女儿被卖到了妓院,换了5升小米。
在逃荒途中为躲避敌机轰炸,范殿元抱着孙子趴在地上久久不敢起来,后来小孙子被他活活闷死了。
紧接着他的长工被日本人一刀穿喉,死了。
他的马车,粮食,银元在途中被地方的警察强行“征用”,其实就是抢走了。
逃荒本是为了让一家人活下来,可是范殿元到了陕西后就只剩下他自己,本是财主的他成了和佃户一样的逃荒者, 可见在灾祸面前所有的逃荒者都是平等的。
一无所有的范殿元不想逃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路上有人告诉他说: “现在回去就是个死” ,他很默然地说,“ 我就是想死得离家近些。”
范殿元那种绝望的心境,那种颠沛流离的疲惫精神使得他的希望如同肉体一般已变得危在旦夕。
然而他在转过山坡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同样失去的亲人哭泣的小女孩,小姑娘对范殿元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
范殿元要小姑娘叫自己一声爷。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于是,他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横尸遍野,大雪飘摇。
二、范殿元的女儿-星星(王子文饰)
星星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怀里总抱着一只黑猫,宁愿自己少吃几口饭也要带着它,在躲过敌人飞机轰炸过后,她还无所畏惧地要跑出去找猫。
然而在她嫂子生下孩子后,她却说让家人杀掉了猫。随着一声刺耳的猫惨叫,猫被宰了炖汤,范殿元坐在闺女身边,哭着说:星星,爹对不起你啊!然而星星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被扒掉的猫皮,最后还说了一句: 我也要喝猫汤 ,那时候的她也已经饿到发慌。
当妓院假冒被服厂来买女孩的时候,星星提议父亲把自己卖了,范殿元不肯。星星劝说她爹: 我实在受不了了,连柴禾都没得吃了,你让我逃个活命吧!还能换五升小米。 她还特意向那个人强调自己识字读过书,以此来作为“优势”,最终她被买走了,她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因为吃得太撑了导致蹲不下。
星星的结局是必然的,人在灾难面前已经没有底线了,一个小人物的历程却反映了当时环境下众多人的遭遇,实为可悲。
三、佃户瞎鹿(冯远征饰)
佃户瞎鹿是影片中最窝囊可悲的角色,为了几斗小米他可以不管自己的老婆被人戏弄,他也可以卖女儿来换几斗米给自己的母亲治病。
尽管已经活的如此无下限,但他还是没有在这场灾祸中活下来,最后偷驴不成,一头栽进了烧着开水的锅里,留下了两个孩子和他的老婆。
冯远征所扮演的瞎鹿才是影片中真正的灾民,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只要能活下来 。
冯小刚在《一九四二》里他没有自己的态度,一切让观众来定夺, “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
不需要渲染,不需要加工修饰,就用白描的手法把最真实的场面还原给观众,里面从小人物入手,大量的细节描写,看似黑色幽默,其实是深深的悲哀。
据说当时冯小刚找到刘震云说想要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连刘震云自己都觉得震惊: 他认为没有人要看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
本片酝酿于1993年,启动于2011年10月,最后冯小刚在最冷的五个月中完成了拍摄。因为是逃难题材的原因,整个剧组群演最多的时候高达六百多人,最少的时候也有三四百人,其中涉及转场厢车两百多辆,完全的拉链式拍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团队,他们在细节上所作出的努力却十分令人动容。
比如在重庆的拍摄部分主要是国民党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场景,这条街道是由摄制组设计,重庆市政府出资修建的。修建完成后,摄制组去现场后简直被惊呆了,这些建筑都是按照永久性建筑来修建的,店铺里所卖的东西也都是实物。
后来这条街也成为了重庆的著名景点:民国街。
摄影组印象最深刻的是难民扒火车的那场戏,为了有一个好的拍摄效果,拍摄组从山西转移到东北终于找到了一个1942年美国产的火车头,而且还能开。
可是光有火车头没有车厢也不行,于是制片部门又根据当时的难民 历史 照片制作了逃难时的那种拉货用的平板车。
拍摄时是在东北零下20多度的情况下,当地群众还好心提醒剧组,不要用手摸铁,不然真的撕不下来。可是为了呈现真实的效果,不能人人都戴手套啊,于是戴手套的去摸铁,没戴手套的就去摸木头。
在零下20多度的雪地里、又在火车行驶过程中、火车顶上还坐了几百个群众演员的拍摄情况。摄影指导吕乐说,这辈子可能只碰到一次,可以当作他的收山之作了。
关于火车的六分钟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最后呈现的效果来说是值得的。
以喜剧见长的冯小刚此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就是这部极其沉重的灾难片——《一九四二》。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冯小刚的情怀之作,他试图借一场70年前的人间灾难来反思国人的人性与救赎 。
然而电影上映以后,票房却票房一败涂地,与同期上映的《泰囧》票房相差近4倍,最后冯小刚拼了命的拍商业片还债。
一部电影是否成功固然不能用票房作为唯一尺度来衡量,但,票房却能反映大众对于电影所表达的内容和传达的情怀的接纳度和认同感。
很多网友看了预告片就炮轰冯小刚, 指责他“发国难财”,引发国人的共鸣,赚国人眼泪。 果然也应了刘震云当年那个担忧:没人要看这么一个悲惨的故事吧,而且在如今这个幸福的年代,人们早已习惯回避苦难。
张国立回忆,因为《一九四二》票房惨败,冯小刚甚至掉了眼泪。当他问冯小刚是不是因为启用了他才导致票房惨败,冯小刚的回答很令人感动, 都不是这样的原因,但反而正因为票房的落败,观众对苦难的敬而远之,他更觉得自己应当拍摄这么一部电影。
冯小刚打造 《 一九四二 》 的这份情怀,纵然无法和 历史 媲美,但它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 它是一段回忆,也是一代人的苦难回忆,看过的人都说好,却不敢再看第二遍。
在影片最后旁白念起:“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我娘,当我记事起,就没见她流过一滴泪,也不吃肉……”
“也不吃肉” 这四个字可以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灾难的沉思。
都说乱世造英雄,更多的靠的还是生灵涂炭。
冯小刚的深刻在于没有把《一九四二》拍成了天灾,而是把观众的视角引入了人祸。虽然大饥荒是天灾,可其中亦有相当大的人祸因素。
《一九四二》非当下的灾难,却时时在我们生存的环境里重演,人性总是在争夺,却不能给每个人鞭策。
中华民族是一个遭受过苦难的民族,近代以来中华大地上演过无数的悲剧,有的之于国,有的之于家。
如今那个流民贼寇,是非颠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眼前的是新时代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但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灾难,应该直面灾难,正视灾难,反思灾难,才能免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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