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甲公司与美国美利公司签订了一出口红枣的合同，合同约定货物品质为三级，信用证支付。
1）甲公司所交货物品级比合同规定的高，甲公司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对——因为，合同是买卖双方的约定，任何一方在没有得到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够擅自更改合同的内容，否则就是违约。甲公司因为合同约定的三级红枣的数量缺货，用二级红枣充数，交货数量符合合同约定，但是货物内容发生了变化，即三级红枣的数量不是合同约定的数量，所以，属于甲公司违约，这与货物的质量的高低没有关系。所以，甲公司要承担违约责任。
2）银行以货物级别与合同不相符合为由拒绝付款，理由正当且充分——因为，信用证上的货物规定的是三级红枣，而受益人（甲公司）所提供的发票和提单上注明货品二级，货款仍按原定三级货价格计收——这已实质性地构成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的规定。因此，“银行认为发票注明该批货物的品级与信用证规定的三级品质不符，因而拒绝收单付款”。
3）根据《国际贸易跟单信用证国际惯例》的定义，信用证是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独立于合同之外的单独的单据买卖，即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所买卖的是单据，且信用证是开证行对受益人有条件的付款承诺，即受益人只要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开证行将保证对受益人付款。而这个条件就是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如果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不符合信用证的规定，那么，开证行将拒绝付款。
关于美国权益基金公司的审计案例的详细分析，求帮助
美国历史上赔偿额最高的审计案例－共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案例 审计案例介绍 共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共同公司)规模大约5亿美元左右，公司老板是科恩福德。 麦坎迪·金(简称金氏)是金氏资源公司(简称金氏公司)的老板，也是一个亿万富翁。 1968年初，科恩福德与金氏开始合作，达成了阿加布尔科协议，即共同公司将向金氏公司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并设立自然资源资本帐户(简称资源帐户)来专门管理这些投资。尽管双方并未签署任何正式的合同契约，但在共同公司董事会会议记要中已清楚地记录下，“金氏公司将为计划中的自然资源资本帐户提供自然资源产业，并以正常的价格予以结算，这些销售价格将比给2百多位工业界或其他行业的买主的价格更为优惠”。共同公司的一位经理也证实了该协议的核心内容，即金氏公司将以成本价共同公司出售自然资源产业，成本价中包含取得该产业时发生的管理费用及合理的利润率，这些利润率一般约为7一8%。 最初，科恩福德同意从金氏公司那里购买价值约1千万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然而到1969年底，花言巧语的金氏说服了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从他的公司购买了价值约1亿多美元的石油和夭然气产业。不幸终于降到了共同公司股东们的头上。金氏在这些交易中，并没有履行阿加布尔科协议。根据后来的法庭调查，金氏经常买进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出售给共同公司，有时价格其至超过原始成本的30倍。几年后，股价的持续下跌以及金氏公司售给共同公司的劣质自然资源，迫使庞大的共同公司陷入了破产境地。共同公司的清算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事诉讼纠纷。其中的主要被告之一就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曾经同时为共同公司和金氏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起诉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是共同公司破产清算的托管人约翰·俄尔，他是塔奇·罗斯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约翰控告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向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披露该公司一直被金氏公司所欺诈的信息。当审判结果揭晓时，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高赔偿额的受害者。 一、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与共同公司和金氏公司的双重关系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三个办事处参加了与共同公司有关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日内瓦办事处根据共同公司的规模、特点以及复杂性，对其审计给予了特别的注意。纽约办事处负责签订审计业务委托书。并为共同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签署审计报告，对审计结果承担责任。丹佛办事处在共同公司审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审计人员每年按纽约办事处合伙人的要求，实施广泛的审计程序以证实资源帐户年末余额的准确性.另外，丹佛办事处也对总部设在丹佛的金氏公司进行审计。不仅如此，负责金氏公司审计的合伙人和高级经理同时也负责监督共同公司的资源帐户的审计。 共同公司破产托管人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诉讼案中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该事务所是否知道共同公司从金氏公司购买产业时，支付了过高的价格。法庭收集的证据表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丹佛办事处的审计人员的确知道共同公司的资源帐户实际上是由金氏公司管理。审计工作底稿上也曾特别注明，金氏公司有为资源帐户“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绝对自由处理权”。 丹佛办事处还有查阅金氏公司卖给共同公司自然资源产业成本以及边际利润等有关资料的完全自由。诉讼案中另一个有关的重大问题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到底是何时才知道共同公司以高价向金氏公司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给共同公司的1968年度财务报表签发审计报告的时间是1969年2月5日。 因此，法庭特别想弄清到这天为止，事务所对两家公司间自然资源产业交易的价格情况，到底知道些什么?诉讼案中牵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知悉并卷入了几次由金氏公司为共同公司安排的所谓价值重估交易?证据表明，许多由金氏公司安排的价
值重估交易是欺骗性的。例如，至少有两次金氏公司声称找到了某个第三方，愿意以远高于公允市价的价格，购买某处石油和夭然气产业中属于共同公司或金氏公司的一小部分产权。然而，在共同公司管理人员不知晓的情况下，金氏公司与这些产业的购买者，事先秘密签订了“附属协议”，确保后者在这些交易中不会遭受任何损失。附属协议的存在，意味着价值重估交易并不是正常的公开交易，因而也不能作为确立这些自然资源产业公允市价的客观基础。显然.金氏公司精心安排这些欺诈性的价值重估交易，目的在于使共同公司的经理们确信，他们的资源帐户在增值。当然，这些价值重估交易明显地高估了共同公司股票的净资产值，一方面使已退股的投资者获得了超额的收益，另一方面却损害了那些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者的利益。 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共同公司1968年财务报表的审计 法庭记录显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意识到了对共同公司的审计高风险性。这些风险主要体现在大规模的自然资源产业投资上。该事务所在共同公司的1968年度审计工作底稿上写到，“在任何一次的自然资源交易中，共同公司所购买的产权都是最初由或同时被金氏公司拥有的产权的一部分。” 这是很不正常的。法庭记录也提到，从1961年起，“金氏公司作为一个审计客户就给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造成过多次严重麻烦。” 这些麻烦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认识到，需要对共同公司与金氏公司问的业务往来进行详细审查，并且对金氏公司若干次可疑的经济业务予以较多的关注。在共同公司的1968年度审计中，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丹佛办事处的审计人员详细分析了金氏公司向共同公司出售自然资源产业的价格情况。分析结果揭示，金氏公司给予共同公司的销传价格远高于给予其他客户的价格。记录的五笔金氏公司出售自然资源产业给共同公司的毛利率为：98.6%，98.7%，56.7%，58%和85.6%。因为大多数产业在出售给共同公司以前，金氏公司只持有了较短的时间，所以这些毛利率显得特别的高。总结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掌握金氏公司出售产业给共同公司的价格政策的情况后，法庭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有理由肯定，在1969年2月5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签署共同公司的审计报告以前，就知晓了共同公司在1968年购买自然资源产业时所支付的价格，金氏公司获得这些产业时的成本，以及在这些交易中的获利情况。”尽管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掌握了这些事实，然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能够并且应该将这些信息运用到共同公司的审计中。争论的关键问题是事务所能否以给客户保密为由，不把从金氏公司审计中获得的价格信息运用到对共同公司自然资源投资的审计中去。对这个问题应注意下述事实，共同公司审计和金氏公司审计有着密切联系，对共同公司的资源帐户审计是通过审查金氏公司的会计记录来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甚至是同时进行金氏公司审计和资源帐户的审计。因此从该事务所为金氏公司和资源帐户设立的审计档案以及审计过程中收集的有关证据中可以看出，该事务所很清楚共同公司和金氏公司问长久的业务往来关系。审计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所谓价值重估交易的可接受性，即通过出售自然资源产业的一小部分，来确定剩余部分的公允市价。1968年12月，金氏公司替共同公司向霍克斯·拉芙公司出售了10%自然资源产业。霍克斯·拉芙公司也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审计客户。共同公司根据这次销售，确认了约90万美元的投资增值。事务所对这次销售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因为共同公司持有该产业的时间很短，并且没有任何地理上的新发现，不能证明该产业的价值超过取得时的成本。另外，共同公司根据产业10%的销售情况来推定剩余的90%也发生了增值，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后来发现，金氏和霍克斯·拉芙公司之间果然存在“附属协议”.金氏给霍克斯·拉芙公司提供购买其产业时所需的定金，并免除该公司支付购买价格的所有义务。 菲尔·卡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丹佛办事处的合伙人，负责金氏公司和共同公司资
源帐户的审计工作。1969年1月，他发现了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并不是正常的销售业务。菲尔·卡将该信息告诉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纽约办事处的合伙人约翰·罗宾逊。法庭记录显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最高层合伙人”针对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出于某些不愿意披露的原因，该事务所最终决定不告知共同公司，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不合法的事实，于1969年2月5日，就共同公司的1968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签发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共同公司1969年财务报表的审计 在为共同公司1969年度审计制定计划时，丹佛办事处合伙人菲尔·卡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审计指南，以指导对共同公司随后的价值重估交易的审计工作。显然，建立审计指南是出于上一年度审计中对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可疑性的考虑和将对共同公司1969年度审计承担更大的责任两种原因。 法庭证据表明，在共同公司1969年度审计中，丹佛办事处要对资源帐户的成本和市价的准确性承担审计责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日内瓦办事处合伙人向菲尔.卡提出了严厉警告说，如果没有公允地反映全部真实情况，那么仅仅披露共同公司对自然资源投资的估价方法是不合适的。 1969年11月，菲尔·卡草拟了一份关于审计指南的备忘录，要求审计人员在审查共同公司以后的价值重估交易时必需遵循这些指南。该备忘录经过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西海岸审计业务的区域主管和芝加哥总部的行政合伙人审核，并都表示赞成。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同时收到了这份备忘录的副本。 1969年底，金氏公司要出售北极产业中属于自己的部分权益(该产业中的大部分权益已由金氏公司在较早时卖给了共同公司)，并需要对这部分权益予以价值重估。金氏公司有关人员知道审计指南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并且努力使价值重估交易符合备忘录的关键条款。最终金氏公司将北极产业中略小于10%的部分，卖给了美国路易丝安娜石油公司的主要股东麦坎(该人当时正经历着严重的财务危机)。这次交易使共同公司在价值重估时，错误的确认其所拥有的北极产业增值超过了25%，增值总额约为1.19亿美元。然而，在审计人员不知晓的情况下，金氏象以前和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一样，事先与麦坎签订了附属协议。当菲尔·卡意识到北极产业的价值重估对共同公司的市场价值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时，他非常谨慎.根据法庭记录，菲尔·卡将情况报告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负责西海岸审计业务的地区主管。他说，单凭丹佛办事处对价值重估交易的审查，无法得到充足的证据来证实共同公司北极产业投资的市场价值已得到增值。地区主管赞成此看法。菲尔·卡还指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芝加哥总部应该对是否同意共同公司自然资源投资价值的增值行使最终决定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事实上，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的确对这些投资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能够对投资的公允市价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审计结论。但最后，审计人员还是对共同公司1969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评价北极产业价值重估交易的审计工作时，法官特别重视这样一个情况，即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了后来称之为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的真实情况，该交易使1966年金氏公司的净收益增加了近40%，在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中，金氏和买方在私下达成了一项非法的秘密附属协议。该交易和霍克斯·拉芙公司交易、麦坎交易情况类似。从对金氏公司1966年度的审计工作底搞来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交易的性质产生了怀疑。工作底搞上写道，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似是而非，看来只是一种调高资产帐面价值的手法。尽管审计人员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但该事务所最后还是接受了金氏公司对该交易的会计处理方法。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收到了金氏出具的保证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金氏断然否认了布莱克利.沃尔科特销售业务中存在任何附属协议，并保证金氏公司的管理人员以及所开展的经济业务都是合规合法的。管理人员和关键雇员从没有参与外
部经济实体向金氏公司购销自然资源的任何经营活动，不管这些参与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1970年初，在签署共同公司1969年度审计报告之前，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丹佛办事处发现，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是一场骗局，从而证明金氏在1967年出具的声明书是虚假的。这个发现使得事务所从金氏公司那里收集到的所有有关审计证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这些证据是用来支持共同公司1969年度财务报表可信性的。特别是那些用来证实报表中所称的共同公司对北极产业投资已显著增值的证据，更令人难以相信。但法庭遗憾地发现，尽管已获取了有关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的最新信息，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却仍继续信赖从金氏和金氏公司那里收集到的、与共同公司1969年度审计相关的审计证据。在1969年12月发生的北极产业价值重估交易事件以及认清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真相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仍然继续进行审计工作并向金氏索取了一份内容为“北极产业销售是真实正常交易”的保证声明书，另外同样也从麦坎那里取得了另一份类似的保证声明书。然而，该事务所并没有向麦坎查询有关附属协议的情况.在对共同公司1969年度财务报表签署审计意见之前，《华尔街杂志》刊登的一篇有关文章，又一次引起了事务所审计人员的注意，怀疑麦坎交易中可能存在未公开的附属协议。为此事务所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金氏公司进一步确定此交易是否真实，金氏公司也再次声明，麦坎交易的真实情况和最初告诉事务所的情况完全一致。 四、共同公司破产托管人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控告和法庭判决 共同公司破产托管人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指控是:该事务所听任共同公司被金氏公司欺诈;事务所没有将丹佛办事处从金氏公司那里收集的成本和价格信息告诉共同公司的经理们;没有告知北极产业交易是欺骗性的;该销售未能满足事务所制定的审计指南的要求。共同公司反复声称，如果事务所披露了其对北极产业交易实质的看法，他们则不会把金氏公司销售北极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中的部分产权，作为评估本公司该产业权益价值的基础。最后，共同公司的托管人还指控事务所没有遵守委托书规定的义务，未将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不正当行为告知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审计业务委托书的部分摘录如下: “为了履行职责，我们将审查该公司196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净资产及投资表，以及该年度的有关损益表、净资产增值及变动表，以便我们能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发表审计意见。我们的审查将依据公认审计准则进行，包括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的一切程序。这些程序将交叉使用，其中包括复核和测试会计程序和内部控制，检查用以支持会计系统中已记录交易的书面证据，有选择地向客户、信贷人、律师、银行等单位和个人函证，以直接证实某些资产和负债的余额。 通过审查，可能会揭露某些盗用公款的行为和类似的不正当行为。但我们的审计程序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审查足够多的交易，来保证揭示所有的盗用公款行为和其他不正当行为。一般来说，揭露这些行为，主要应依靠公司的内部控制系统以及对会计程序和记录进行的有效监督。当然，我们会将所注意到的任何不正当行为，尽快通知贵方(法庭注明的重要陈述)。” 事务所的律师针对共同公司破产托管人的指控—作了反驳。一是如果把从金氏公司那里获取的信息告诉共同公司，将违反审计人员的保密性原则。二是坚持认为，把金氏公司北极产业中部分产权的销售作为评估共同公司产业的市场价值的基础，共同公司的董事会应负主要责任。在交易发生前没有任何证据，在交易发生后也只有极少证据显示，重估交易是欺骗性的。另外，原告并没有证明，重估交易导致了共同公司北极产业投资价值的重大虚增。三是事务所宣称，在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称作“不正当行为”的交易或活动，当然，向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报告不正当行为也就无从谈起。 对金氏公司向共同公司销售的价格过高的情况，法庭作出结论，事务所应该向共同公司的管理人员报告。法庭认为，事务所对共同公司一直被金氏公司欺诈的事实完全了解.并
进一步指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没有澄清有关各方的不同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易价格，对共同公司财务状况的公允表达造成了重大影响.”法庭认为，该事务所有责任查明北极产业销售是否是公开交易?是否满足了1969年11月为了支持重估交易而制定的审计指南的要求?事务所导致了共同公司的错误决策，因为审计小组有理由对北极产业销售是否是公开交易产生怀疑。不仅如此，从掌握的所有事实来看，已合理地表明事务所应该知道1969年北极产业的重估从方法到结果都是虚假的，然而却仍继续坚持误导性的、不完整的信息披露„。尽管共同公司的管理当局应对经营决策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当经济交易的各个方面是如此令人困惑不解，令人无法了解客户真实的财务状况时，审计人员必须将情况通告客户。对违约问题法庭认为:事务所没有很好地履行委托书规定的义务，即向共同公司通报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任何不正当行为。法庭判定，北极产业重估是欺诈性的。 作出这个判决主要考虑了三个方面;①在对共同公司1969年度会计报表签署审计意见以前，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了解到1966年进行的布莱克利·沃尔科特交易是欺诈性活动。②该事务所知道正在面临财务危机麦坎是没有经济实力购买10%的北极产业的。③该事务所没有询问麦坎在北极产业交易中是否与金氏之间存在私下附属协议。 在共同公司一案中对注册会计师行业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方面有二点:一是审计人员保密性原则;二是对共同公司1969年度会计报表发表有保留审计意见报告并没有减轻其事务所的法律责任.事务所在援引审计人员保密性原则来寻求保护时，忽略了下列事实:即该事务所在审计时利用的是金氏公司的会计记录，并且曾多次要求金氏公司提供有关金氏公司和共同公司关系的信息。假设在此情形下要遵守保密性原则的话，审计人员可以：①强烈要求某客户进行必要的披露;②披露存在某些对另一个客户无效信息的事实;③退出其中一个客户的审计。但是，该事务所没有采取其中的任何一个措施。针对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共同公司1969年度会计报表签署的有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法官判决，审计报告中的保留意见，并没有充分地向共同公司管理当局表明该事务所对自然资源产业估价的怀疑，也不能够完全避免对共同公司经济利益的实质性损害。 经过1981年夏季8周的审判以及2周的评议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被判向共同公司支付赔偿金8079万美元(后改判减少约1千万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由会计师事务所作出赔偿最高的审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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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某基金管理公司的案例
2012年5月，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财政部驻湖北专员办对湖北省某基金管理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业务及管理费支出缺乏制度性约束，2011年部分费用开支异常，存在虚假列支、违规列支费用的情况。
商业银行是该公司基金代销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作为其主要股东的中国银行。2011年，该公司通过“业务及管理费——渠道培训会务费”科目，为中国银行总行召开的2011年个人金融工作会议支付费用2501392.38元。通过检查对应记账凭证，检查人员发现原始凭证中均无代理（承办）单位合同协议、结算清单、参会人员签到记录等资料，且会议3项议程中仅有1项系对该公司的表彰研讨。
该公司没有在董事会费实际发生时对其进行确认，而是通过“其他应付款——董事会费”科目按月预提董事会费166666.70元，2011年1—10月共预提1666666.70元。该科目年初余额152976.15元，当年使用1598942.49元，年末尚有余额220700.36元未予冲转，造成当期费用多记。
该公司2011年度通过董事会费科目支付董事袍金266228.37元，款项汇入中国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该项支出既没有明确的计算依据，其收款单位中国银行总行人力资源部又没有向其开具正式发票。此外，该公司2011年度还在董事会费中列支会务费54678.25元，所列支费用对应的会计凭证中均未附相应的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费用结算单据等资料，无法证明会议及费用的真实性。
2011年，该公司将购买礼品开支936950.00元计入“业务宣传费”科目，所购礼品在领用时未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礼品流向不明。例如，该公司2011年12月6日与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金银纪念章加工合同》，总价款760000.00元，委托该公司制作包装精美的2盎司纯银纪念章500枚、1/4盎司纯金纪念章100枚，该批纪念章入库后作为礼品陆续领用，但并未办理领用手续，且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上述文章内容就是对美利基金案例分析和德美利基金的详细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有其他更多疑问请关注华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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