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上普遍的认知不同，“带孩子乞讨”的一般不是拐卖来的孩子。早在2011年前后，声势浩大的“微博打拐”在运动后期，就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并没有分清，流浪和乞讨的儿童，不等于就是被拐卖的儿童。特别是其中在地铁上乞讨的小孩常常是由一到两名大人带着的，他们通常能拿出证明，以应对民警和站务人员的盘问。个别不服气者甚至带他们去做了DNA检测——目前公开的绝大部分结果都能表明，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和直系家属。
为什么说地铁上带孩子乞讨的大多数不是人贩子?这要先讲一讲职业乞丐这件事。
一般人的认知里，成为乞丐是失去生活保障不得已寻求社会救助的方式，一般以老年人和小孩血咒情降多久有效果居多。刘绍华在对四川凉山这一流浪人口较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贫困地区的诺苏人“流浪者”最初只是怀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冒险的心理。进入了城市，却并没有出路，缺乏相应的技能，沦为了乞丐、小偷和扒手。救助站的设置当然是有必要也是有用的。
然而如今，职业乞丐已经占据了城市乞丐的八成左右，早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乞丐群体的大多数。青壮年乞丐也越来越常见。他们一般是贫困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建立在地缘和亲属关系上的网络，同村同乡彼此照应，也有着相应的乞讨技巧的培训(比如：选择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哪些人更容易掏钱，等等)。
成为职业乞丐，与其说是迫不得已，倒更不如说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之前，“屡遣屡返”的现象一直令救助站为之头疼：只要进城乞讨远比留在贫困农村种田的收入更为丰厚，职业乞丐就会一直存在。而无论是这些职业乞丐本人还是村里干部，大多都一视同仁地称此为“外出打工”。
而这些职业乞丐，往往会捎带上自己或租用的孩子。有些村每年都有数百人领着孩子去外地乞讨。比如曾被各大媒体报道的“千人外出乞讨”的甘肃岷县小寨村和虎龙村，或者贵州凯里“乞丐乡”，虽不能说是“全民皆乞”，但是数量确实惊人。一个小学大约六成的学生会在假期(尤其是春节)，去外出“讨学费”。有些小孩十一二岁才念小学，有时也并不是因为穷，而是从小随父母出去乞讨了。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权益保护，又极其欠缺。只提禁止儿童乞讨，却不提相应的社会救助，对改善这样的情况，并无任何好处。
乞讨的残疾小孩都是拐卖后被打残废的吗
那么，为何经常会看到各种残疾小孩乞讨呢?他们是被拐卖后给特意打残废的吗?
这里以有名的“乞丐村”安徽阜阳集镇宫小村为例。当地人管残疾小孩叫“瘫子”，带残疾小孩行乞则被称为“带瘫”或“带香”(意思是手脚残疾者特别赚钱所以很吃香)，丐头则相应被叫成“香主”。当地日常问候的一种，就是“带瘫子了没有”。
可是，这么多的残疾小孩上哪找呢?以宫小村为例，他们的“瘫子”是去阜阳当地甚至其他省份的贫穷地区找的，必要时还会出一点介绍费，甚至想各种办法，通过地方残疾人协会或组织去搞到残疾儿童的名单。对残疾小孩的家长而言，这只是“招工”，管吃管住，要签订租用合同，要收取对方押金，发生意外还要问丐头赔钱。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促成儿童买卖，但实际中也并没有人想象得那么常见，因为要考虑成本。2004年前后租一个“瘫子”的报价通常是每年3000元-4000元，买一个大约6000元左右。虽然乞讨个小半年就一定可以赚回本，但买“瘫子”的也并不多。因为“瘫子”不务农不干活，照顾起来颇费心，而且长到一定岁数后就没那么好管制了，一言不合就罢工，没准还会报警声称被虐待或遭拐卖。当地基层的警方对这一类性质的纠纷，也颇为头疼。
那么，会不会有拐卖小孩强迫行乞，为了赚更多钱而强行打残的情况呢?考虑到卖孩子的利润，这样并不合算。将拐卖的小孩用于行乞，在儿童拐卖的各种去向中，实际上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比如下文要讲到的山东省，这个比例只有2%，在其他省份甚至更少。
是谁在拐卖孩子
既然带孩子乞讨的大部分都不是人贩子，那么拐小孩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
这要分不同的情况来讲了。
超过一半的小孩其实是被家人卖掉的
和通常人想象得不太一样的是，比起暴力绑架拐卖，超过一半的小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或亲人卖掉的(李春雷，2013)。而王锡章对山东省近年侦破的拐卖儿童案件的统计中，有高达72%是被亲人卖的，而以暴力手段偷抢小孩来拐卖的人贩子仅仅只占了1%。
父母卖掉孩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大概有：农村超生交不起罚款，未婚先孕没有抚养能力，没有避孕生下来又养不活，希望送出去让孩子被好人家抚养，等等。
在一些贫困地区早就有了卖子专业户(比如山西忻州、四川凉山、广西玉林、云南红河/文山/昭通等等)，甚至有个讲法叫“要想富，怀大肚”。和“乞丐村”一样也出现过“拐卖村”，全村有一半甚至将近八成的村民卖过自己的孩子。“拐卖村”也好“乞丐村”也好，这种乡村的“灰色化”，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和法律在基层失控的表征。
相当多卖掉自己孩子的人，并不为此愧疚，也普遍不同意这是在卖孩子。他们常见的逻辑一般是“反正自己也养不活，打胎还要钱”，“不如托付给别人，怀胎这么久，总要拿点营养费/奶水费吧”，“这样是为了孩子好，不跟着受苦”。小有名气的民间反拐志愿者“仔仔”就遇到过挺着大肚子的孕妇亲自跟前来“预订”的人谈价的情况，这头待产，那头备款。
声讨人贩子的困难之一，恰是“人贩子”本身的模糊性。卖掉孩子的，有可能正是亲生父母;这在司法实践上量刑和定性上到底属于遗弃罪还是拐卖罪，尚且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还有一种情况是“只卖不拐”，通常是老年人，将弃婴或无家可归的幼儿洗洗干净后“送养”，收一点报酬俗称“冷水钱”，有时候甚至被称为是善举。这也给这种“只卖不拐”留下了正当化的借口。一些人贩子被抓到后，咬定自己并非有意也不知情，属于“捡到卖出”，这给进一步追溯孩子原生父母也多少造成了困难(这要等到09年被拐儿童DNA数据库开始建设后才获得了一定的解决)。
拐卖小孩的犯案省份分布
和之前曾写过的妇女拐卖不太一样的是，儿童拐卖的地域性特征并不是完全从经济落后地区拐卖流入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提到地域问题，这里必须先谨慎地强调一下这并非是“地图炮”：这三十年来，儿童拐卖在各个省份都有发生，阶段虽然细分起来有所不同，但确实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河南是公认的拐出和拐入都非常高发的地区。除了作为重灾区的河南，总体的趋势上，拐卖流出的五大省份是云南(几乎可以排在河南后面)、四川、广西、贵州和新疆。
举例说，学者王锡章对山东省(这是被拐卖儿童的最主要流入省份之一)从2009年到2014年的儿童拐卖案件统计后发现，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来的被拐儿童加起来，占据了已知案件总量的72.6%。正是因为了解到了这样的规律，在这些拐卖高发区域的省公安厅，已经相继设置了专门的打拐机构。
而遭遇拐卖最后流入的六个最大的省份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和安徽。各个研究的说法具体起来可能略有不同，但是一般不出这个范围(这里参考了王金玲的研究，我认为概括得最为准确和全面)。比如说，在2013年关于133个公开报道案例的分析中，被拐卖儿童的最后流入地最靠前的几个省份确实也就是：河南(24.82%)，山东(12.41%)，福建(11.68%)和广东(9.49%)(李春雷、任韧，张晓旭，2013年)。
人贩子会盯上什么样的小孩
另一个情况是，贩卖小孩的专业人贩子在这些年早就逐渐集团化、组织化了，已经有了成熟的模式和较完整的利益链，通常跨省作案，多道转手。
在具体的拐卖案件中，贩卖团伙就像传销一样分工明确，分成上线、中线和下线，上线为人贩子或者婴幼儿的亲生父母，中线是转手者或者自称“保姆”——通常是女性，有些甚至还是哺乳期妇女，好逃避侦查。甚至有些案件中还出现了医务人员参与拐卖(2013年的陕西富平医生贩婴案)。同时还有“运输人”一条龙送“货”到下线，也就是买家那儿。
几乎绝大部分被拐卖的小孩都要转手多次，从一开始的收购价一层一层加码，辗转流经各种不同的地区，最后警方一般只能抓到中线。而利用网站和聊天群发布“货源”和谈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2013年公安部破获过某特大网络贩婴团伙，共4个网站30多个群，涉案犯罪嫌疑人超过了一千人。由于越来越多的团伙作案，导致这种儿童拐卖案件一旦败露，经常就是大案要案。
除去被亲人卖掉，还剩下大约三成的小孩是遭遇了诱骗、暴力等常规手段被拐卖的。那么，什么样的小孩最容易被拐卖呢?
根据公安部打拐数据，最容易被拐卖儿童群体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俗称“流动儿童”)，其次是留守儿童，其中以6岁以下的小男孩最受欢迎。
价格方面，2009年前后购买一个儿童大约要2万-3万元，如今已经水涨船高到7万-8万元;儿童的外貌长相、健康情况，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到价格，年龄越小价格越高，一个男婴甚至有可能被卖到12万元左右。这个生意，可比让拐来的孩子辛辛苦苦去乞讨赚的钱，来得快多了。
流动人口聚居区拐卖儿童的情况严重，现在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以昆明市为例，2000-2004年失踪儿童一共352名，只有2名是本地常驻居民的孩子，其他的全都是外来民工子女，在昆明西山和官渡区城乡结合部丢失的。
“预防拐卖”通常和“安全流动”作为口号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聚居在地价低、房租便宜的城郊结合部或者是“城中村”，一方面人员混杂，管理混乱，治安不好;另一方面父母工作也忙、工资又不够高，进城务工人员经常还有超生，更加难以管顾。更重要的是，幼儿园设置的各种门槛，导致了流动儿童入托率普遍性偏低，无法得到集中和安全的看护，小孩只能处于半放养状态。
“不要让孩子离开大人的视线”，似乎只是一个儿童安全常识，然而对很多焦头烂额的进城务工家长来说，却是一个奢侈的要求。换一句话说，最容易遭遇拐卖的家庭，往往并不是有钱有权的人家。早在十多年前，最终能找回被拐卖的儿童的家庭，一般的花费大约至少在3万到5万元。这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的。
根据中国最大的寻子网站“宝贝回家”数据统计显示，从2007年网站成立到2013年5月，全国总共收到寻子登记超过5000条，其中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遭遇拐卖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这里有一份表格，虽然并不全面(讲流动儿童要多于留守儿童)，然而我们多少可以窥见一些特征：
(说明: 总分超过20分要重点监护。资料来源: 王大伟，专家发布危险预警表预防孩子被拐)
正如研究中国当代流动人口问题的学者张鹂曾经指出的，当主流话语将边缘群体和犯罪现象相联系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群体：“流动人口社区的犯罪问题不是由于外地人本身具有什么根本性的文化缺陷，而是由现有社会治安体系中固有的一些问题所导致。”
为什么始终无法禁绝儿童拐卖
既然如此，为何不一开始就直接走正规途径收养呢?
错位的供需关系
客观上说，中国有极其庞大的收养儿童需求。仅仅就失独家庭一项，目前就有百万以上。有收养儿童需求家庭的数目，相比要远远超过社会上的孤儿或遗弃、流浪儿童数。由于供需双方严重的不平衡，而且，收养机制也不可能像其他市场一样，衍生出大量供给来满足需求，因此，注定了收养的难度较高。事实上，在合法的收养“市场”上，婴幼儿非常抢手，一般孩子哪怕是稍有残疾，也是有人排着队想要收养的。但是，一方面，与合法收养孩子的难度相比，买个被拐的孩子要容易太多;另一方面，在制度和收养机构设置上，我国目前的体制均有极大的漏洞与不足。
缺少儿童保护机制寄养、送养规范
首先，中国在立法上并没有完整的规划，可以将未成年人从不适合的原生家庭转移到寄养家庭，并进一步转移到适格的收养家庭。这就造成了大量遭虐待、遗弃或养育条件明显不适合的儿童在法理上不能和原生家庭脱离。也就是说，即使是亲生父母不适合养育孩子，而且主观上也有送养意愿，但由于送养门槛非常高(亲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比如有重特大疾病、重度残疾，或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客观原因而无力抚养子女等)，使亲生父母无法主动送养。
其次，在中国合法收养实在太难了。正规途径收养的门槛高，手续复杂且收费高昂。1998年《收养法》虽然已经放宽了对收养的限制(比如说将收养人年龄从35岁降低到30岁)，但收养限制仍然还是较为苛严，无论是对于收养人(比如要求“无子女”就排除掉了很多家庭)，还是对于被收养儿童(比如满14岁的未成年人无法被收养)，两方面都不是太友好。对收养人的各种要求和限制虽然初衷是为了孩子好，但执行起来缺乏监督，自办自管，使得收养儿童早已经变成了一门人所皆知的生意。在收养过程中有各种名号的捐赠费、登记费、户口迁移费、公告费，基本是各地福利院的领养规矩，主要依据的是国家收养中心对外国人领养小孩的收费标准(1个小孩可以收取3.5万元)。由此而滋生的“弃婴经济”产业链，福利院收购被拐儿童，甚至像湖南“邵氏孤儿”事件和贵州镇远福利院那样，抢夺超生婴儿转由福利院卖给外国收养家庭，这类事件早些年也多为媒体报道。
仅仅只是因为福利院“黑心”吗?中国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过一部统一的《儿童福利法》，没有立法，因此也没有对儿童福利提供财政预算。福利院本身的建设、资金和人手就非常不足，基层福利院就更不用说了。根据民政部门2005年到2011年统计的数据，这些年全国的孤儿总数大约在50万-70万上下浮动，而被福利机构收养的只有10万左右。仅仅五分之一不到的孩子能在福利院获得安置(这个数据并不包括“黑户”儿童，否则只会更大)。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此外，收养家庭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需求。一些家庭本身的功利和偏好，想要收养健康的男孩，而通过福利院能够收养到的通常以女孩和残疾儿童居多;而有一些家庭已经有孩子了，仍然想要收养，等等。是否应该拐买同罪?法律对于购买被拐儿童的买家惩罚确实也较轻，降低了买拐的风险。然而，当以正当、合法的途径无法满足收养需求时，买拐就成为了一件成本低、操作容易的方式。
在前面提到的诸多因为贫穷、超生、未婚先孕等情况卖掉亲子的案例里，这种因为父母没有抚养能力和意愿而得不到应有照顾的孩子，被称为是“事实孤儿”。这样的孩子本来应该被社工或者儿童福利机构再安置，寻找匹配的领养家庭，相当一部分却最后流入了人口买卖市场。
这样的混乱和错位之下，就有了令打拐的公安部门也颇为手足无措的案例：有些非法收养了孩子的家庭，视被拐的孩子为掌上明珠，公安却只能强行把孩子带走。因为2011年起公安部规定，打拐解救的孩子不得再送回买方家庭抚养。而很多孩子最后也没能被亲生父母接回去，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最后就只能一直待在条件并不太理想的福利院。
总结起来就是：整个收养渠道和福利院体制，存在着各种不足和不畅，导致想要收养孩子的个人和家庭，却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来满足这样的需求;而另一头，一些应该被合法收养和再安置的儿童，最终无法被正规合法地收养。如此的供需错位，最后滋生了整个拐卖儿童市场的出现。而这样一个扭曲混乱的黑市一旦形成，连带的利益链条就很难铲除干净。
改革“孤儿院”制度
我国目前的儿童福利院制度，事实上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和工业革命早期的孤儿院制度。正是由于儿童福利院主导着收养和送养，而外国人收养儿童又能为儿童福利院“创收”，使得中国继韩国之后，成为国际儿童领养最大的送养国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已与17个国家有领养关系，目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从1992年以来，共计有12万中国儿童被美国人领养。高峰期间每年有一万名儿童进入美国，近年数量下降，每年有也4000名。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儿童买卖合法化”这样看似极端的说法了：许多福利院做的，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儿童买卖。而且，相对于本国收养家庭，我国民政部门对于国外收养人毫无事后监督能力，一旦发生国外收养家庭虐待、遗弃等情状，民政部门根本就束手无策。
从长远来说，我国民间的儿童买卖，其核心结症在于送养、收养制度，而扰乱送养、收养制度的，首先就是儿童福利院。从某种角度来说，要解决成规模的儿童买卖问题，第一步就是要重组儿童送养、收养程序，使得送养、收养程序的重点可以集中到为儿童找到合适的收养家庭上，而不是将儿童集中在福利院。
在重组儿童福利院制度的前提下，亦应当考虑修订《收养法》，同时放宽送养和收养家庭的限制。相对于严格立法设置条件来说，在实践中，民政部门对收养后儿童生活教育的持续跟踪、必要时的再次介入更为重要，也更能保护儿童的身心成长。
中国有一奇女子，她发现被拐后，反将人贩子卖掉!
这是一真实的事，不是小编在编故事(中央电视台一法制节目有报道，大家可以去查看) 一未满18周岁高中毕业女生拐卖了要拐卖她的人贩子，一审被判3年，二审判免于处罚这个小女生叫刘慧，刚高中毕业，还未满18周岁，她去城里玩，准备回家，在车站被小偷把钱包偷走了，她发现钱包没了，就喊：我的钱包丢了，谁把我的钱包偷走了。
天真少女遇上人贩子
这时有一个衣着华丽，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走到她身边，对她说：妹子，你钱包丢了，你要去哪啊?刘慧就说自己要回家，说了家在的地方，说没钱买车票了。
这女人说，真巧啊，我也是那里人，咱们是老乡，我给你买车票吧。
刘慧说，谢谢大姐啊，你真好啊，我回家就把钱还你。
那女人就说她叫刘梅，帮刘慧买了车票，跟她一起坐车回家。刘梅说她在城里老公家开的公司里上班。到了县城，下了车，刘梅说舅舅家在这让刘慧陪她去一趟再回家，刘慧想自己还要再坐汽车，然后再走一段山路才能到家，人家给自己掏钱买了车票，再说自己现在 也没钱买汽车票啊，就同意跟刘梅去了。
到了刘梅舅舅家，院子房子挺不错，刘梅舅舅把她们接进去了，刘梅舅妈却出去了。他们在屋子里说会话，舅妈回来了，还带回来一抽吧干瘦脏夕夕的男人，那男人一进屋就盯着刘慧看，一会，刘梅就对刘慧说，妹子，我跟舅舅说点事，你先到那屋去休息一下。然后就把刘慧带到另一个房间里，让她在床上休息。
刘慧自己在房间里，感觉不对劲，那个脏夕夕男人怎么一直盯着自己看，哎呀，不会是遇到人贩子要把我拐卖了吧。
她一推门，被从外面锁上了。她想这可怎么办，看到房间连着储藏室，就到储藏室，搬了凳子站上面从储藏室的窗户缝隙正好看到那个房间。
她看到对面房间里，刘梅说，水灵灵多好的啊，那个脏夕夕的男人问刘梅多少钱，讨价还价后定4000块。刘梅说大白天不好直接带走，等天黑给他送去。男人走了。
刘慧躺在床上装睡觉，刘梅进来了，说要带她出去串门。
刘慧趁机跟刘梅讲，自已有三个好姐妹，也都没考上学，而且四人曾讲好，有福同享，所以她想让那三人跟她一起去工作。
刘梅想，自己又能多赚三个人的钱，是笔好生意，就同意了刘慧，带她离开了这里并坐车跟她去了她家所在的镇上。
到了刘慧家在的地方，刘梅住进一家招待所，让刘慧去找她同学，刘慧离开招待所，心想，自己可算自由了，她想去报案，可是一想自己也没证据，要是刘梅就不承认也没办法啊，可是就这样也不甘心，想报复一下人贩子。这时她看见路边有一个一只眼的男人在外面拢了一堆火正烤火。
她就跟那个男人搭话，说：大叔，你怎么不把柴火报屋里去烤啊，那男人说，抱进去多麻烦啊(看这懒的)。
刘慧说，大叔看你挺悠闲的，你孩子一定挺孝顺你吧。一只眼说，我哪有孩子，老婆还没有呢，看我长这样，谁跟我呀。刘慧压低声音说有钱还娶不到老婆吗，可以买呀。一只眼说，上哪买啊，刘慧说我认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长的很漂亮，你愿意就介绍给你认识。
一只眼说那太好了，行，你要多少钱啊，刘慧说，给我个路费当介绍费就行了，五六百块钱就行，可是她要是看到你不愿意怎么办呢?一只眼说，你把她领到我这来剩下的就不用你管了。
刘慧回到招待所见到刘梅对她讲自己事先想好了的瞎话：大姐，我跟我同学说了，她们都可高兴了，很愿意跟我一起去你那里，可是顶级黑法情降蛊她们父母不太同意，非要让你去一趟，你去见见他们跟他们讲讲吧。
刘慧就把刘梅带到一只眼那里，说大叔来客人了，招待一下吧，一只眼出来把她们接进去了，刘慧对刘梅说，大姐，你先坐一下，我把同学和她们父母全找来。
刘慧出来了，一只眼跟她出来给了她五百块钱，刘慧就回家了。回到家，刘慧见到父母，就哭了，把自己今天的遭遇讲给父母听，父母对刘慧说，咱们得去报案。于是就去了派出所报案，民警听完刘慧讲的经过，对她说，谢谢你来给我们报案，但是你卖了她，我们也要拘留你。警察带着刘慧找到一只眼家，可是只有一只眼自己在家里，刘梅并不在那里了。
原来一只眼也是个人贩子，他把刘梅QJ了然后卖给了同村的一个光棍李大拐(哈哈 ，人贩子遇到人贩子!)。警察后来找到了刘梅她们。
检察院对这系列人犯提出起公诉，刘梅专门从事拐卖妇女儿童，已经拐卖五六个了，被判无期徒刑;“舅舅”、“舅妈”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独眼龙以QJ罪、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18年;李大拐收留被拐妇女，被判两年。刘慧因拐卖妇女罪也被判了三年，其父母不明白，找到法院。一位法官解释说，拐卖妇女儿童，最低也要判五年 ，判了三年，已经是从轻了。刘慧父母不服，找了律师，提起上诉。开庭时，律师列出三条，一是刘慧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年，犯罪的第二天才是她十八岁生日，应该以教育为主，惩罚为铺;二是她主观恶意性不大，只是为了报复，不是谋利;三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帮助公安抓住四个人贩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决定对刘慧批评教育，不再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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