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
讲起中国历史,纵观王朝兴衰,华夏自黄河文明开始,到如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其中分裂时期的三国混战,和之后大一统的隋唐,这两段历史至今仍被不少人所津津乐道。
《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都不乏其中的素材。
可三国和隋唐之间,这一段历史却十分模糊。
只知道曹丕称帝后,司马家篡了曹魏,然后就是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此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
没多久,杨坚代周立隋,消灭了南朝,统一中国。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熟悉了,隋炀帝三征朝鲜,修运河,导致农民起义,最后李家终结混战,建立唐朝。
而“没多久”这一段时期,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时间长,如果从曹丕称帝开始算,有接近四百年的时间。
就算除去魏晋,南北朝的时间也足足两百年,你要知道,三国鼎立的局面不过才60年。
这两百年中,我们甚至都不熟悉北方还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北魏。
从道武帝迁都平成到六镇之乱,共有130多年的历史,而北魏的存在显得十分尴尬。
我们在中华帝国的序列中,似乎也没将北魏作为一个大一统的朝代。
为什么?
因为他显得“不合法”。
在我们讨论历史的时候,总会听到一种史观: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还有人为蒙元是否属于华夏文明争论。
而对于“隋唐”我们却从未怀疑过其合法性。
但你要多了解北魏,隋唐继承关系的来龙去脉,按照上面的史观,你就会发现,唐朝作为华夏文明,也变得十分“尴尬”了。
帝国模式
北魏的开国皇帝,是道武帝拓跋珪。
当时的拓跋珪作为鲜卑族的部落首领,他如果想要争霸天下,首先第一步,就是确定他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什么?就是大义的名分。
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皇位的合法性才是第一重要的,也就是说,凭什么你是皇帝,要求别人听你的。
于是拓跋珪开始学习儒家帝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汉化”的原因,不是因为汉文化先进,而是因为其政治组织能力先进。
在如此庞大的版图上,无数素未谋面的人,为了一个目标,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形式。
而政治组织形式也会直接会体现在军事上。
在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弓骑兵”,就是一大群拿着弓箭的骑兵过来,进入射程放几箭,然后转身就跑,边跑边放箭,是一种慢慢消耗的战术。
飞将军李广弓马技术再强,毕竟是敌之长我之短,在匈奴的作战中也未占到便宜。
直到卫青、霍去病,把骑射改为骑兵冲击,大量骑兵手持长矛冲进敌阵,至此你匈奴骑射功夫再高,乌合之众也无法抵挡正面冲击的汉军骑兵。
那匈奴可不可以学习骑兵冲锋战术?
学不了。
因为骑兵冲锋的战术,第一排骑兵死亡率会明显高于后排,所以需要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匈奴属于部落联盟,这种高级组织形式的进攻是肯定没办法实现的。
就算兵器相等的条件下,单从军事组织形式上看,汉代到三国,对匈奴作战一直都是压倒性的优势。
在三国时期,像是乌桓、羌人等少数民族,在曹操马超麾下,各个都是善战的先锋部队。
而一旦叛乱,只用派个偏将就能扫平。
汉代可以压着匈奴打,可之后的朝代却被北方压着打。
不要说野蛮战胜文明,国家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政治组织力量会体现在军事上。
我们总认为北方胡虏文化落后,可自从北魏开始,胡人就抛弃了游牧部落松散的组织形式,转而开始学习儒家帝制。
君主制可以形成凝聚力,不但能够体现在社会组织上,可也以体现在军事上。
398年六月,道武帝拓跋珪正式定国号为“魏” ,史称“北魏”,定都平城。
道武帝最大的改革,就是开始采用君主集权,集权的成果直接反映到军事上。
自此,北魏的军队学会了骑兵冲锋,攻城和守城,补给与长途行军。
意识形态
在拓跋珪建立了政治体系框架后,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此时他面临的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拓跋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了天下之后,没法坐天下。
我们看到历史上短朝代都是“二世而亡”,所以北魏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凭什么我可以坐江山,而你却不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此时就只能依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什么,就是“国教”,就是大义的名分。
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他对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没有经验。
直到汉代,儒家建立起“忠君”模式,才让普天之下认可皇帝的“合法性”,同时增加造反的成本。
从汉、魏开始,到后面的唐宋明清,中国一直都是采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
可唯独当中缺了缺了司马家篡位,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华这一段。
为什么,因为你没法提倡“忠君”啊。
你司马家就是依靠谋反夺得的政权,那你有什么理由,号召你的属下去对你“尽忠”呢?
当道武帝以帝制模式建立北魏,到了他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
除了儒家之外,当时有两个选项:佛教和道教。
晋朝用的是“道教”,尤其是黄老,和庄周的“玄学”。
所以有晋一朝,大家讲的都是“天命”。
司马家得天下,是因为天命,什么忠君,就不要再提了。
在汉代同时期,健陀罗地区,就是如今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诞生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贵霜王朝,并开始向东方输出意识形态。
佛教是国教,君主既是国王,也是佛教的转轮王。
在佛教传说中,当统一世界的君王出现时,天上将会出现一个旋转金轮,作为他统治权力的证明。
拥有这个旋转金轮的人,将成为这个世界以及全宇宙的统治者,他将会以“慈悲”与“智慧”治理这个世界,开创转轮圣朝。
这就为皇帝的合法性带来解释:我可以当统治者,是因为我是转轮王。
比如玄奘就把唐太宗和唐高宗都称为转轮王,即便在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里,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等也都是转轮王。
当拓跋焘稳定了北方之后,引入了北凉僧团,准备建立佛教政教合一的国家。
反过来看南方政权,梁武帝萧衍晚年笃信佛法,几次出家做和尚,还要群臣捐钱赎回。
意识形态只是维持统治合法性的工具,北方胡人此时已掌握了底层规律。
亡国?亡天下?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
——顾炎武
这句话就是梁启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由来。
在拓跋焘稳定了北方之后,准备建立佛教政教合一的国家时,出现了一个人:
崔浩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在南方正统看来,崔氏属于不折不扣的汉奸。
在我们的史观中,会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
意思就是作为士大夫,政权更替,可能无力干涉,但是华夏文化必须传承下去。
如果文化亡了,才是真正的“亡天下”。
崔浩看到北魏国力日渐强盛,认为北魏最终可能一统天下。
在看到太武帝拓跋焘准备建立佛教政教合一国家时,作为士大夫,崔浩非常焦虑,如果北魏建立起佛教政教合一的国家,最终一统天下,才是真正的“亡天下”。
于是他设计了一个“亡国存道统”的计划,准备将太武帝引入他设定的意识形态,那就是用儒家思想来治国。
当时太武帝十分信任崔浩,对于太武帝来讲,意识形态不过是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工具,佛教也不是他的信仰。
但儒家学说的“神通”太少,太武帝肯定不感兴趣,于是崔浩引荐天师寇谦之来平城,太武帝宣布崇奉天师道。
皇上祭祀是轩辕神农,礼仪都是儒家系统,反正都是信神,太武帝也不懂其中的区别。
公元440年,崔浩建议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武帝居然还同意了。
太子拓跋晃素敬佛教,与崔浩在宗教上是有分歧,崔浩就挑唆皇上说太子有造反迹象。
但崔浩没有太子造反的证据,就从太子的两位国师下手。
444年,国师玄高和释慧崇被杀,第二年太子拓跋晃因病去世。
就在这一年,太武帝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认为和尚与盖吴通谋。
崔浩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
第二年,太武帝下令灭佛,将全国所有僧人全部坑杀。
如此大规模的赶尽杀绝,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不要逞一时之快,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当时崔浩年岁已高,希望能够让鲜卑胡人归化汉文化,采用儒家思想治国。
所以崔浩不但没有听从,反而极力劝告拓跋焘要加大打击佛教的力度。
结果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
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
死得极惨。
崔浩之死,倒不是因为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也不是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
而是因为《国书》事件,在崔浩编写魏国的国史时,写了大量拓跋氏的秽史,详备而无所避讳,还有很多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并且刻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
这个举动,彻底惹怒了太武帝,下令灭族,崔浩死后,太平真君年号立马作废。
此后太武帝开创了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体系。
儒、佛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对应一种五行属性,所以朝代的更替都跟五行相关,目的也是为其合法性加以解释。
以元明清为例: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取自“大哉乾元”,五行属金。
明朝推翻元朝,朱元璋定国号为“明”,是取“大明”的太阳之火,克元朝的乾元之金。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由于担心“金”被“大明”之火克制住,皇太极将国号改为“清”,取水克火之意。
《魏书》中假托轩辕黄帝为拓跋氏先祖,承土德为王。
但并未想过前面的火德应该承接哪个王朝,到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时,把土德改为水德,意为北魏继承西晋金德。
此举的目的,是把北魏当做一个朝代,纳入中华帝国的序列中,而非十六国后的十七国。
这个时期,佛教的意识形态,开始与儒家融合,也为之后隋唐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所以自隋唐开始,会有“科举”这一高阶的科技。
禅宗“顿悟”的思想,就是建立在“科举”制度上,对其解释,并予以信服的一种宗教。
结语
外界认为的“华夏文明”,实际上与我们自己认为的华夏文明有着很大的不同。
外邦对我华夏的称呼,曾有过Chin(秦),Cina,其后曰拓跋Tabac(北魏),最后曰契丹Kitai(辽),今之China(清朝以后)。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本就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同化的过程。
长江中的水流入东海,你能分清楚哪些是沱沱河、那些是金沙江,那些是混杂进来的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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