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七月五日，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乘坐火车来到了美丽的春城，走进了昆明陆军学院，肩上背着用了四年且有些发黄的双肩包。就在几天前，这个青年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
这是一段崭新人生的开始，在这个神圣而庄严的地方，他要完成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与神奇，因为第一次走出远门，憧憬、欣喜、孤独、无助均相继扑来，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对待着这里的人和事，看见列兵都要喊班长。他用手机查过，这所学校在西南地区久负盛名，陈赓大将是首任校长兼政委，成都军区大部分干部都在此学习深造过。所以，睡了两个多月的地铺，在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毅然选择了继续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年的步兵指挥专业学习。他无意于将来在部队干出一番作为，只是认定这是磨炼人的地方。正式进入学员队，他得到的第一道命令却是割草、交队费，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统计过，一年共剪了十二次草坪，无论是大操场的还是靶场的；共交了五千元队费，尽管当时每月已经领三千元左右的工资。他的身体素质底子原本就不好，各类补差小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甚至为了备战总部的教学评估，一度加练到夜晚十二点，所幸的是所有课目都达到了良好以上。他羞于启齿的是只当过模拟连的副班长，当然尽职尽责，把班里的生活、内务卫生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一年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他一直所津津乐道的，打不完的子弹，跑不完的五公里，望不到尽头的长途拉练，冲不止的马龙“绝望坡”，流不干的大汗淋漓，都成为他心底永恒的怀念。他毕业了，即将进入老野开启新的人生历程。
几经辗转反折，他跨进了重庆铜梁红军团的大门，他有点失落，这座军营实在太小，与预期想象的差距甚远。但他又深为自豪，因为这是一支历史厚重、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诞生于一九二七年的黄麻起义，走出了近一百二十位将军。他谦虚谨慎地向周围人学习，认真完成连长、指导员交待的每一项任务，主动给士官班长发烟，乐此不疲地听着老兵们的高谈阔论。可能谂是毕业于地方大学的缘故，指导员第一眼就相中了他，教他公文写作的套路，让他编写授课教案、活动方案，这为他以后能够顺利到机关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带了一届新兵，与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朝夕相处了三个月，还为一个学历不高的贵州籍战士买回一本新华字典，至今他依然保留着当时的合影、留存着小伙子们的联系方式。除去学习训练，他有大把的时间供自己支配，于是同连队干部、班长在会议室喝酒、玩牌便是常有的事，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酒量、牌技还是没有见长。
机关要借调排长去以工代训，连长、指导员给他出主意，让他去试一试。他鼓足勇气，熄灯后在营部楼前徘徊了半个小时，终于敲开了教导员的门，汇报了个人想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到政治处组织股报到，当晚就加班学习到十二点，从此加班模式一直伴随着他，当然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机关。他发现，积累是提升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于是什么材料都看，看了就摘抄精彩的语句，什么话也不讲。当夜深人静一人独坐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高挂的明月，盯着屋顶斑驳的灯影，回想一天来的收获，他就更加充裕而坚定。他记得，第一篇独立完成的稿子是写的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情况报告，虽然只有两页纸，但他却用了三天时间，股长花了一个小时进行修改。慢慢地，他有点上路了，尝试着承办大型会议、撰写领导讲话，逐渐体味到其间的甘苦，也抱怨过工作的清苦。确定要离开这个体制后，他把这些年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文集，取名《一路走来集》，用以祭奠逝去的芳华岁月和那些熬更守夜的日子。不可避免，他肯定挨过领导批评，因为一个错别字文件夹被扔出了很远，由于办事不力被指着鼻子骂过，为了陪女朋友外出吃饭当着哨兵的面翻过围墙。
在机关帮助工作两年，他符合提职条件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当指导员，任何一个连队都可以。领导找他谈了一个上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各种利弊，极力说服他留在机关工作，他无力拒绝，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他应该感到庆幸，正是这一决定，使他成为以后接任组织股长的有力竞争人选。当干事时，凡逢股长不在位，他便负责股里面工作，短则十天，长则半年，干得也还得心应手。他代理过指导员，时间仅有一个月，他与战士们一起在野外摸爬滚打，每晚亲自查铺查哨，还协调处理过一个三级士官的离婚矛盾，也算是为连队作出了些许贡献。整整四年后，他才敢说，他曾经为代职过的连队在入党、评选优秀士兵方面给予过倾斜照顾，而且是发自内心、毫无利益关系的。还好，他的成长进步没有被耽搁，该提升的时候都提升了，立过两次三等功，军衔升到二毛一，也不枉在军营走一遭。他唯一的遗憾是当了干部以后，没有去院校参加短期培训。
在他看来，最有意义的还是野外驻训。那一年，坐着康明斯卡车在川藏线上行走了十七天，惊心动魄地涉过数处险滩、翻过数座高山，一件迷彩服穿了整整半个月，其实他心里还是无所畏惧的。那一年，参加红蓝实兵对抗，政委在出征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是他主笔的，连续两天一夜的战斗让他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尽管导演部最终未判胜负，可他心里还是有种不舒服的感觉。那一年，再次入藏，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风餐露宿四个月，后来补发的两万元高原补助也算是给他的心里带来了一丝慰藉。那一年，家属分娩，他没有随部队前往青海格尔木，小孩出生十多天后，政委亲自打来电话要他上山负责工作，与家人简短告别就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只因他心里清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改革的大幕缓缓拉开，谁都没有想到力度如此之大，红军团没有了，他像一个走丢的孩子一样，伤心绝望了很久，荣辱与共的情感始终难以释怀。不久，部队移防至千里之外的云南开远，一个边疆小镇，经济落后，污染严重，解化厂夜晚排放的废气使得他睡眠质量极度下降。也罢，他想：既来之则安之，只有正确面对才是唯一的出路。大家盼望已久的落编定岗姗姗来迟，征求个人意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编余，但是工作照样干，毕竟党性觉悟还是有的。其实，他的心底早就埋下了转业的种子，不是害怕苦与累，而是他觉得亏欠家庭太多，家属一人支撑家庭的负担确实太重了。最终，他得偿所愿，转业名单上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或许，从某一方面讲，他也算是改革的受益者吧！
永不磨灭的记忆有很多，他忘不了的是从军路上关心帮助过他的每一位领导，还在职的，亦或已转业的，谆谆教诲萦绕耳旁。他热爱每一位战友，共同战斗过的，只有一面之缘的，缔结的兄弟情谊刻骨铭心。他在梦里还经常梦到那环绕操场的六百八十米一圈的水泥跑道，那矗立在直属队营房旁的革命先辈雕塑，那办公室窗外的一棵粗桩和细枝组合的杨树，大礼堂外的那面红军墙，以及在那墙上栖息许久的鸟窝。
二〇一八年的五月，他脱下了深爱的军装，大踏步迈出了营门，他依旧背着一个双肩包，又走向了另一种全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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