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自强
图为福建省福州市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市民和游客在参观游览。近年来，当地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助推社会治理水平再提升，文明之风荡漾在坊巷古厝间。林双伟 摄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摆脱了贫困落后面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读懂中国的治理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余莉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读懂中国制度》丛书，运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将正史中记载的中国古代故事与当呈代中国治理实践结合起来，帮助读者汲取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丰富养分，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本套丛书以上述11个方面为分册标题，每册书集中阐释一个核心理念，在追溯古代中国治理经验和智慧的同时，着重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以及创新性发展，从而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传承及其独特的民族性。
刘余莉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求知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而圣人无知的境界，如同镜子一样，可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最终达到“无所不知”。
独特的求道方法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本书指出，在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尊重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世界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
本套丛书正是从不同的视角解读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如何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制度设计与政策制定之中，从而为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搭建起一座桥梁。
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治理理念
《史记》记载，战国时西门豹治理邺县，通过严厉的处罚机制，使坏人不敢作恶，达到“不敢欺”的境界。春秋时子产治理郑国，通过制定严密的法律和监督机制，使人们不能作恶，达到“不能欺”的境界。而孔子的弟子子贱治理单父，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义忠恕与治理之道相结合，使人们不忍心违法，从而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子贱为什么能收到民众“不忍欺”的治理效果？史载他注重修养，有君子之德。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治国之道源于正己正人之道。在集中体现儒家治国安邦之道的《大学》中，孔子的正己正人、修己安人思想具体化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魏晋傅玄将正己正心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说明：“正己，所以率人也。”德才兼备的君子是实现善治的必需条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德、尚德的传统，把立德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追求。早在2700多年前，孝、悌、忠、信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其中，孝、悌被奉为仁之本，忠、信则被认为是“仁”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礼、义、廉、耻也广受推崇。这些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治理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积淀。
丛书提出，传统“八德”逐渐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以及社会风尚倡导相融合，使得中国治理在道德理念和价值追求上都呈现出强烈的君子之风。
以“八德”中的“廉”为例。古人早已认识到，官员的廉洁是政体延续的命脉所在。“官清则政善，政善则民安”。因而，戒奢崇俭、清廉自持对于官员来说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责任要求。
丛书认为，正是因为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实现善治所必需，所以中国从古至今的制度完善也是围绕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一核心而展开。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提出明确要求，如“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作风，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各地各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驰而不息纠“四风”、改作风、树新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回应了群众期盼，赢得了党心民心，厚植了党的执政基础。
民本思想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很早就意识到民众的地位和力量，洞察到民意如流水、民心大如天的客观规律，将民本主义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
“民本”一词，最早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大禹对后世子孙的教诲，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一思想揭示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开明的政治家，都把民本作为治国的重要准则。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心的凝聚、力量的融合，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成就一切事业。因此，人民是真正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衍变，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丛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不同时期“人民至上”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
正是在一个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的政党领导下，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8.2岁，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实现了最大规模的人口脱贫。正如丛书所说，“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蕴含的民本思想的最佳体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作出这样的界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诠释了这一伟大追求。如何读懂中国制度及其蕴藏的精神气质，丛书提出倡议，“不仅要立足当下的伟大实践，也要深入传承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其生生不息而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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