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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经学兴盛，诸经研究非常发达，新注新疏迭相出现，其学风近越宋明、远绍汉唐，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异峰突起、比肩前代的阔大气象。然而，唐代以来一直被奉为五经之一的《礼记》，在清代经学研究中似乎并不特别引人注目，比较直观的印象是，清代《礼记》研究并无新疏留给后人品味研读。清代《礼记》无新疏这个话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最早论之。“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梳理相关学术史资料，我们可以从清代诸经新疏的学术内涵与清代礼学研究的渊源风貌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以训诂、校雠为学术内涵的专经之学
清代朴学以顾炎武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而开端，其初吴皖之学各自发展，皖学综形名、任裁断，其研究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江永、戴震考求古韵、训诂疑难，最能体现皖学特征。吴学尚古义，尤重汉学，疏通证明，与宋儒性理之学判若两途，其考据方法与皖学共通其妙。这是以前学者的公论。吴皖之学治经皆为强项，其共同的特点是徵实而博通，如江永《群经补义》、惠栋《九经古义》等，并不专治一经，均以赅博而称名当世。当然我们说江永、惠栋并不专治一经，并不是否认他们的学术各有所重，如江永重礼学，是承朱子之余续；惠栋重《周易》，乃家学之使然。王国维谓“国初之学大”，正是描写这种赅博学风。
清中期以后吴皖之学相互沟通，学者以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加之以校雠、考据的工作，钩稽证明汉人去古未远的经义旧说，发疑抉难屡试不爽，所谓汉学、朴学至此臻向极致，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广雅疏证》《经传释词》为其巅峰之作。尔后扬州学派兴起，朴学学风发生了变化，学者以吴皖之学研治经书，往往专就一经勤事校雠、博采古义，疏通训诂、辗转证明，这就是清代朴学专经研究潮流的勃然而兴。清代经学研究的传世名作，如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义疏》、王先谦《三家诗义疏》、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等，都是专经之学的产物。此后的常州今文学派，亦以专经之学为起点。因此，王国维所说“乾嘉之学精”的“精”，自然是指精密，也是精专的体现。
清代诸经新疏的学术内涵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以训诂学、校雠呈学为起点进行经籍整理与经义诠释；二是由淹博群经转向专经疏证的专门之学，这也是扬州学派区别于吴皖之学的重要特征。就学术发展来看，清代朴学的专经研究虽然形成潮流风尚，但学者并不非常措意《礼记》，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清代礼学研究的渊源风貌有关。因其与清代诸经新疏的繁荣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故而引起梁启超的特别关注。梁启超据此说清代《礼记》无新疏，并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论断，正是深刻地把握了清代诸经新疏以训诂、校雠为特点的学术内涵，但梁启超并未论述清代《礼记》无新疏更深层次的学理原因。或谓清代《礼记》无新疏，乃是因为孔颖达《礼记正义》无法超越，事实又不仅如此。
重视通礼研究和《仪礼》研究
清代礼学肇端有二：其一，江永《礼书纲目》，上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吸收宋元明三朝通礼著作的经验，如吴澄《仪礼逸经》《仪礼传》、汪克宽《经礼补逸》、黄润玉《仪礼戴记附注》、湛若水《二礼经传测》、贡汝成《三礼纂注》、李黼《二礼集解》、柯尚迁《三礼全经释原》等，开启了清代通礼著述的先河。其后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等，皆以清代考据学为根基而形成通礼研究的更新局面。其二，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承接明末《仪礼》研究之余响，集宋元明三朝学者如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何乔新《仪礼叙录》、郝敬《仪礼节解》等著作之大成，对《仪礼》开展校雠、句读、分节、去取贾疏、案以己意、引徵他说的文献处理与经义训释的工作，奠定清代礼学以《仪礼》为主体的研究格局。
在明末清初比较复杂的学风变革、学术互动中，敖继公《仪礼集说》最先得到清初学者的认可与推崇，乾隆敕编《钦定仪礼义疏》即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主。随着学术研究尤其是清代考据学研究的深入，《仪礼集说》轻视郑注的不足逐渐暴露。褚寅亮《仪礼管窥》、盛世佐《仪礼集编》对其展开批评，并得到学者认同。此后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的价值得到体认，清代《仪礼》研究很快出现迥异于前朝的历史风貌。这一时期清代学者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对《仪礼》的礼仪和名物展开类似现代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其中淩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仪礼图》二书成就最为卓越，其他若江永《乡党图考》《深衣考误》、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任大椿《弁服释例》《释缯》、胡匡衷《仪礼释官》、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皆盛极一时。而至胡培翚《仪礼正义》，又集其大成，其学术面貌既有清代朴学专经研究重视训诂、校雠的学术内涵，同时又呈现礼学研究考信徵实的特点。
清代《仪礼》之学与通礼之学交互影响，不断推进礼学研究的深入，晚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依然轨范《仪礼正义》，亦以清代考据研究为根本。因此，清代《礼记》研究只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附庸，既不能独立走进清代通礼研究的范围框架，也不能独立作为清代《仪礼》学研究礼仪、名物的中心话题。礼学研究的风尚潮流既然如此，清代朴学专经研究对《礼记》措意不足，也就势所必然。清代《礼记》无新疏的学理，本质乃是清代礼学研究重视通礼之学与《仪礼》之学的学术格局，导致清代朴学专经研究的学者缺乏开展《礼记》新疏工作的内在动力和客观条件。
清代《礼记》专经之作虽有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但孙希旦汇聚众说，朱彬删削注疏，究其学术内核，二书的旨趣，并不具备以训诂学、校雠学为起点进行经籍整理与经义诠释的时代学术特征，其学术品格不能与《论语正义》《孟子正义》等并驾齐驱。清代《礼记》无新疏，是清代学术研究的历史事实，也是清代礼学研究的学理必然。
（本文系南京市第七批文化人才培养对象资助项目“《大戴礼记集注》整理与研究”（22WQ7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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